在中国近代诗歌翻译史上，胡德名篇《缝衣曲》曾受到很大重视。马君武、胡适、刘半农三位名家不约而同地选中这首诗翻译发表，这件事本身就是耐人寻味的。中国文人在20世纪初这样竞相介绍胡德，表明他在中国获得了知音，但马、胡、刘三人译介《缝衣曲》，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介绍胡德于中国，而是胡德诗中所写缝衣女的遭遇，正与当时中国的国情相似，故以他人之酒杯，浇自己胸中之块垒，以期唤起国人之觉醒。当然，《缝衣曲》“其词酷似香山乐府”（胡适语），使中国人在审美情趣上容易获得认同感，也是它在中国受到欢迎的原因之一。
胡德是19世纪英国有影响的诗人。他1799年生于伦敦，父亲是书商，由于经营失利，家庭陷入困境。胡德只读了9年书，便向报刊（特别是幽默杂志）投稿谋生。他不仅写诗，也写杂文，作漫画，并从事雕刻，在当时颇有文名。但他身体羸弱，一生大半时间消磨在病榻上，因此生活很贫困，也未能作出更大建树。1845年，他因病逝世，年仅46岁。胡德的成功之作，多从贫病交迫中得来，其中《缝衣曲》一诗，尤为后人所重视，是他最具影响的代表作。《缝衣曲》现通译《衬衫歌》，全长近百行，它以现实主义的笔法，真实地描绘了一个缝衣女工悲惨辛酸的生活。在19世纪的英国，这首诗首先直截了当地喊出了被剥削的劳工的呼声，在当时影响极大，被喻为开了“社会抗议文学”的先河。诗虽然在技巧上不那么讲究，但态度鲜明，感情真挚、朴实，因此很具感染力。对中国人来说，这首诗首先打动了马君武的心。马君武当时正在德国留学，他自幼丧父，家境贫穷，全靠慈母辛勤抚养长大，胡德的这首《缝衣曲》无疑触动了他的心弦。1907年6月22日，留法学生主办、在巴黎出版的《新世纪》创刊号上，刊出了马君武用中国传统的五言体翻译的《缝衣曲》，署名“欧化”。马君武是南社著名诗人，又精通多门外语，他的译文流畅妥帖，而且比较忠实原作，因此，《缝衣曲》迅速传回国内，广泛流传，《繁华》、《神州》等报都相继转载过这首译诗。当时年仅16岁的胡适在上海也读到了这首汉译《缝衣曲》，非常喜欢，认为“其词酷似香山乐府”，却不知原作者是谁。1908年夏，胡适从姚康侯处借得英文本“胡德诗集”，始知《缝衣曲》为胡德所作。胡适对照原文，觉得“欧化”之“译本间有未能惬心之处”，因此以年轻人特有的勇气，对译诗“就原著窜易数节”，发表在这年10月25日出版的《竟业旬报》第31期上，这是已知胡适最早的一首译诗。其实胡适的“窜易”之处并不多，只能说是对个别词句的改译，没有很大的出入，这里将改动最多的第4节的前半部分录下，读者可一比高下：
马译：人谁无姊妹，人谁无母妻。衣饰带丝罗，人命自不齐。
胡译：汝亦有母妻，汝亦有姊妹。粲粲绮罗衣，丝丝人血耳。
马君武对胡适的“商榷”似未理会，1914年他出版《君武诗集》，其中收录的《缝衣曲》一诗，他只依自己的见解改动了几个字，并未采纳胡适的意见。
十年以后，刘半农作《灵霞馆笔记》，重译胡德的《缝衣曲》，发表在《新青年》3卷4期上。刘半农仍沿用五言体来翻译，但译文要更通俗，在传达原诗内容和韵味上似也做得更好一些。而他的更大贡献是在译诗前写有长序，第一次在中国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胡德的生平，并对《缝衣曲》作出了这样的评价：“就其命意言，实为鼓吹人道主义最力之作。虽篇幅甚短，仅十有一章，而语意之沉痛，刻画贫女心理之周至，视史托惠夫人之《汤姆之小屋》（即坊间所售《黑奴吁天录》之原本）以洋洋十数万言为黑奴描写苦况者，实无多让也。”这比胡适的“酷似香山乐府”的评语要进步得多。
马、胡、刘三人在十年之内，三次重译《缝衣曲》这首具有深刻思想内容的诗作，并在译诗的内容和风格上都达到了当时的较高水平，这在中国近代诗歌翻译史是值得引起重视的。有疑问的是《缝衣曲》的原作共有12节，而马、胡、刘三人都漏译了其中的第11节，这样相同的“漏译”，未知是何原因所致。
